推进改革是体制转型和结构调整“胜负手”
作者:马光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闭幕，毫无疑问，这是历届会议中最受世人关注的一届，其承载的历史使命不仅仅关系到中国能否应对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更关系到中国能否为下一个30年的快速发展提供制度的张力和改革良治的支撑。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和我国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全面研判，认为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更有我国经济生活自身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因素。这个判断无疑非常重要。中央的这个研判告诉我们，不管金融危机是否发生，发展模式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迟早都要进行，金融危机的发生只是迫使调整的时间大为提前而已。我们看到，面临外需萎缩其势难挡、内需扩大尚需时日的情况，中央提出，在“保增长”的同时，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大方向绝不动摇。这样，“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重民生”就不仅仅是应急之举，更可视为为中国经济长治久安奠定足够制度支撑和和谐的结构基础的深谋远虑之道。的确，要解决我国经济的深层矛盾，必须保证一定的增长，但完全靠增长解决矛盾的边际效益已达极限。所以，本次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增长内涵不是单纯的保经济增长，而是通过改革，通过调整，通过改进民生来保增长。在这所有的环节中，改革无疑具有核心和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性矛盾，表象是内需不振，根源则在于改革不彻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没有为改革成果的分享和资源配置提供一套合理的制度安排，致民生欠账不少，收入分配失衡，产业发展不均衡、城乡和地区发展出现较大落差。因此，无论扩内需还是调整失衡的经济结构，改变由投资拉动、依赖出口的资源耗竭型增长方式，乃至弥补民生欠账，都离不开改革的推动。不克服阻力，下决心在关键领域的改革上取得突破，则民生不振、内需不旺、结构失衡的深层矛盾根本无法解决。就下一步改革本身而言，其轻重缓急显然不同于30年前改革启动之际。当前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阻力和难度都超越想象，容易突破的领域都已经突破，留下的都是深水区。我们认为，在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取得突破，行*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有所作为的同时，民生领域的改革更应有大的举措。应通过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建立分配正义；通过弥补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民生的欠账，加快改革，解除内需不振的体制性障碍；通过关键领域的改革，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进入石油、电信、银行等领域，为经济民主布局；在产业调整和技术创新方面，通过改革来优化资源，改变产业布局。因此，在关键领域改革取得突破，是能否解决内需不振、结构失衡并转变发展模式的关键和核心所在，下一步改革的成败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胜负手”。如果说30年前的改革改变了中国国力贫穷积弱的局面，创造了非凡的器物文明；那么目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这场战役则关系到中国能否通过深化改革解决自身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和痼疾，在产业升级、财富的公正分配、制度文明建设等方面实现跃迁，其成败攸关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正如会议所研判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经济生活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并未因为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而能否不贻误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能否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通过深化改革完成我国经济转型和民生工程建设，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奠定一个结构基础、观念基础和良治基础，推动经济从生产型到消费型的重大转变，无疑取决于我们在改革上的突破和重大进展。为确保下一步改革免受既得利益集团干扰，与改革相应的制度建设必须正式提上日程，并且不容拖延。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的兴衰沉浮，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不能说别无选择，但应认识到，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举棋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