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分享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
笔记第一部分链接：《激荡三十年》读书笔记（一）
笔记第二部分链接：《激荡三十年》读书笔记（二）
笔记第三部分链接：《激荡三十年》读书笔记（三）
笔记第四部分链接：《激荡三十年》读书笔记（四）
笔记第五部分链接：《激荡三十年》读书笔记（五）
第二部：-被释放的精灵
：资本的苏醒
年12月6日，24岁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副科长王文京和他的伙伴苏启强一起来到位于中关村的北京海淀区工商局，来领公司执照。王文京想办自己的企业，然而在当时要注册高新技术企业，只有国有和集体两个选择。无奈之下，王文京只好领了一本个体工商户执照，让自己的企业有了一个清晰的产权。王文京当时不了解的是，当他在海淀区领个体执照时，北京市的第一批私营企业已经开始注册，不过*府选择了东城区试点，从全市12万个个体户中挑选出第一批的8家私营企业。王文京创办的用友软件公司在年登记成了私营企业。年，已经是国内最大财务软件企业的用友被核准上市。
年之前，中国民间公司的出现和发展是无意识的，它们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免于饥饿。年之后，对资产的追求成了新的主题，产权意识开始苏醒，这意味着从计划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开始了资本人格上的独立。
如果说王文京的资本意识觉醒是天生的，另外一些已经走在创业路上的企业家们则开始认识到产权的重要性。对他们而言，创立时产权的不清晰已是事实，但他们开始考虑采取一些隐晦或曲折的方式，为日后的产权清晰留下腾挪的空间。一个资本觉醒者是北京联想总经理柳传志。他采用的方法是，引进私人投资者，组建一个产权清晰的子公司，以此形成一个新的资本操作平台，来推动乃至完成母公司的资本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公开的或灰色的资本组合都可能出现。另一个资本觉醒者是杭州万向节厂厂长鲁冠球。他意识到了承包制的局限性。从“企业利益共同体”这个概念出发，鲁冠球进而提出了“花钱买不管”。他将万向节厂的净资产评估为万元，然后与镇*府谈判，提出将其中的万元归乡*府，其余归“厂集体”所有。他在自己声誉的顶峰期完成了这次产权界定，获得了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
在年前后的中国企业界，王文京、柳传志和鲁冠球只是极少数的资本先觉者，绝大多数的厂长经理们仍然在承包制的大圈圈里绕来绕去。当时决策层的主流思想认为，厂长们要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上努力，但不要在改变所有制上花心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推行两权分离的承包责任制一直是企业改革的主题。
4月2日，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揭晓，20位企业家荣获由国家经委授予的这个荣誉称号，他们都是各省因为承包制而出名的厂长。然而，在农村一包就灵的承包制，一旦运用到企业上，其先天的缺陷从一开始就呈现了出来。首先，厂长们对企业的承包责任状，全部是包盈不包亏。承包制使得经营者以盲目地、极限地扩大生产为己任。其次，是经营者与工人出现紧张关系。承包制造成一大批厂长一夜致富，而普通工人从中获益较少。最后，承包制无法解决经营者与*府的矛盾关系，作为企业的主管和产权所有者，*府对企业的直接指挥仍然非常严重，经营者的权利随时可能被剥夺。
在华东和华南地区，这些问题暴露得非常明显。年，邓绍深承包广州市二轻机修厂，把这个只有人的亏损小厂，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企业。到年，邓绍深工厂生产的万宝冰箱产能规模超过万台，年总产值10多亿元，名列中国电子电器强首位。在快速成长后，邓绍深希望在资本上对企业进行改造。中央有关部门开始直接参与万宝的发展战略与产权改革事宜，矛盾逐渐激化。结果是万宝陨落，邓绍深不辞而别、“出逃”加拿大。
跟身败名裂的邓绍深相比，深圳的王石要幸运得多。王石的万科在年组建后，就与它的母公司深圳特区发展总公司（简称“深特发”）摩擦不断。王石希望通过股份制改造让万科独立自主经营，遭到了深特发的断然拒绝。后来王石通过朋友认识，结识了深圳市*府领导的秘书们，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不定期约见王石。在李灏的暗中支持下，万科的股份制改革方案最终得以通过。年12月，万科发行股票万股，每股一元。
从年起，到年前后，全国各地像万科这样发行股票和债券的企业很多。《经济参考报》的报道称，全国已有家企业实行了股份制，它们的初衷与日后的资本市场关系不大，主要是为了解决企业资金短缺的难题。在普通的市民中，股票、债券也完全是新玩意儿，几乎没几个人敢于尝试。很显然，如果没有一个规范化的资本市场，那些发行了股票和债券的企业不过是向一群陌生人借到了一笔钱而已。
年8月，36岁的华尔街马基罗斯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高西庆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王波明相约从纽约回到北京。他们回国的目标是筹建中国的股票交易所。高西庆们写出了第一份系统阐述中国股票市场的建设性文本《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11月9日，中央两位领导人姚依林和张劲夫一起听取了这群年轻人的汇报。这次汇报会，是中国筹建证券交易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其间中央决策层与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搞证券交易所，“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
年中，上海先后组建了三家证券公司，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申银、交通银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前两者受体制内管束较多，而股份制的万国则天然具有优势，其总经理叫管金生，后来有“证券教父”名号。万国证券创办之际，41岁的管金生出任总经理。通过国库券的倒卖套利，到年，万国的营业额达到了3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同样在上海，上海铁合金厂的仓库管理员辞职后，也靠倒卖国库券完成了惊险而丰厚的原始积累。
随着轻工产业的发展加快，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的紧张更趋激烈，推行了四年的物价双轨制负面效应尽显。越来越多的*府机构和国营机构投身到物资的倒卖中，人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利益。
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中国，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一向坚持自由市场的他主张中央*府应该放开价格管制。跟弗里德曼一样，想放开价格管制的还有当时中央的一些高层领导。他们显然意识到，当前物价的反常波动是计划体制和价格双轨制造成的。价格大师弗里德曼的建议给了中央领导层理论上的依据，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对基层企业职工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则让中央信心倍增，那次调查结果表明，75.3%的人赞成“只要改革能改好，我们生活水平暂时低一点也许”。于是，中央决定放开管制，取消物价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
从5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各种商品大幅涨价，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疯涨。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造成了全国性的抢购风，诱发了通货膨胀，造成了生产物资的空前紧张。10月，“物价闯关”宣告失利，中央开始调整*策，再次提出“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此次失利对全国民众的改革热情是一次重大的挫败，在通货膨胀中利益受损的民众对“价格双轨制”下大发横财的“官倒”更为痛恨，并因此产生了“改革造成社会不公”的印象。
4月，中国“体操王子”李宁在获得了第枚金牌后宣布退役，他南下广东，出任李经纬的健力宝集团总经理特别助理，两年后创办广东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再过10年，“李宁牌”运动服坐拥中国体育用品半壁江山。8月，全球最大的日化公司美国宝洁与广州肥皂厂、香港李嘉诚的和记*埔公司合资成立广州宝洁有限公司。9月，国内最长、采用计算机控制、日产能力辆的轿车总装线在上海大众公司落成。12月15日，北京大学研制出新一代电子出版系统。这项技术的发明人是北大教授王选，他因此被誉为“当代毕昇”，他创办于中关村的方正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照排系统供应商。
：“倒春寒”
年3月26日的深夜，中国最具才华的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两个月前，25岁的他刚刚写下了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在*治上，这是一个动荡变幻的年份。横亘在东西方世界的铁幕正在倒塌，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发动的改革冲击了计划体制的理念。在经济上，日本的经济扩张达到了巅峰。9月10日，日本索尼公司收购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10月30日，日本三菱房地产公司收购美国洛克菲勒公司51%的股份。日本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复兴，在过去的18年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民族自信心空前膨胀。
从元旦开始，全国上下就弥漫着阴郁的紧张空气，1月1日，一向严谨而慎言的《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里写道：“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2月，刚过春节，百万民工“进城潮”使各地*府手忙脚乱。3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民工盲目进城”。整个年度，经济增速降到了年以来的最低点，尤其是刚萌芽不久的私营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经济局势的动荡，加上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局持续恶化，使意识形态的争论变得非常敏感。一些人担心私营企业的膨胀发展最终将造成社会主义中国“变色”，对改革*策的质疑纷涌而来。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自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针对私营企业的整顿运动开始了。整治首先从打击私营企业偷漏税开始。整治的第二步，是开始清理整顿国营体系外的新兴企业。它们被认为是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造成通货膨胀和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第三个措施是开始清理流通环节。当时，全国已经出现了数千个专业市场，它们成为城乡消费品的集散地，也成为乡镇企业倾销和采购的枢纽。对专业市场的整治很快蔓延全国。
9月25日，年广久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傻子瓜子”公司关门歇业。法院最终以流氓罪判处他两年有期徒刑。年广久的遭遇并非偶然事件。这一年，中国的企业改革陷入了“倒春寒”。来自*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使很多私营老板产生了极大的恐慌。10月16日的《经济日报》承认：“近一段时期，一些地方的个体工商户申请停业或自行歇业，成了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冲击，一些人主动把工厂交给了“集体”。9月，私人白瓷厂厂长王廷江突然宣布把家业无偿捐献给村集体。江苏宜兴一位27岁的电缆厂厂长蒋锡培也把自己投资万元的工厂所有权送给了集体。在这一年，把工厂捐掉的还有后来靠造汽车出名的李书福，他当时在台州建了一家名叫“北极花”的冰箱厂。日后，那些在年“私产归公”的企业绝大多数又恢复到了原来的产权性质，而在当时捐厂确实是人们恐慌心理的体现。
宏观调控造成的经济骤冷，确实遏制了通货膨胀下的投资过热，不过也让所有的商业活动变得混乱。首先，匆忙恢复计划性调控，造成商品从过热陡然变成滞销。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策紧缩，企业之间原本正常的货物和资金往来瞬间紊乱，资金的循环拖欠构成了一个无始无终的怪圈，于是“三角债”很快成为经济界的头号难题。从年初开始，在民营企业发达的浙江省，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造成资金全面紧张，工厂没钱备料，商业无款进货，外贸收购压单，不少企业只能停工停产。到3月末，全国企业超过正常结算期的拖欠总额已达亿元。在这一年的火车、飞机上，到处可见行迹匆匆、愁眉苦脸的讨债人，厂长经理们的办公室门口日夜被这群人包围。5月，国务院宣布，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五大银行联合起来清理企业“三角债”。三角债的解除要等到年经济再次复苏后才逐渐完成。三角债在客观上是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和银行紧缩银根造成，而在深层次上，则直接映射出全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大危机。
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乡镇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人员增加，资金流通不畅。年的中国公司，一派萧条。9月，全国工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0.9%，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纪录。同时，全材料市场异常滞销。从6月底开始，国家对一些争议较大的公司进行整顿，全国各级**机关开办的公司被处理了个。年的中国是困难的。美国*府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大多数在中国的西方公司已经停止运行，静观其变。
在年的外商投资案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为蹊跷的是广东惠州的熊猫汽车投资案。年9月，美籍韩国商人金昌源在美国注册了“熊猫汽车公司”。当月，他与惠州方面接触，宣称将在此地建造一个大型汽车工厂。年4月征地，熊猫公司在6月27日举行奠基典礼。然而，自从奠基之后，就陷入一轮又一轮谈判，外商改变了%出口的承诺，转而要求30%内销中国市场。年，熊猫公司最后一次向北京申请让“熊猫汽车”产品主要在国内销售，遭到中国*府婉拒。此后，项目陷入全面停滞。
在6月24日结束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62岁的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的岗位上被选拔出来，当选为新的总书记，成为新一代领导的核心。11月13日，已经85岁高龄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并借这个机会正式告别*治生涯。在告别*治生涯前的最后一次讲话里，他仍然坚定于改革的继续，这给了全国的改革者巨大的信心。
举国萧条中，也有亮点。在当年度《财富》评选出的世界强排行榜中，中国银行成为第一个上榜的中国公司。在南方，尽管也受到宏观调整的影响，但是那些年轻的企业还在成长中，一群有野心的青年人正纷纷抛弃体制，南下创业。当年在华南工学院同窗共读的三个大学生现在都已崭露头角。李东生当上了厂长，他主持的TCL电话机产销量居同行业第一名。班长*宏生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一家遥控器厂，取名创维。很快，TCL和创维都转型到彩电制造业。陈伟荣成为深圳康佳电子公司领导者。日后，创维、康佳、TCL与四川长虹一起被并称为“中国彩电四强”。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一些乡镇企业的装备和规模已经不逊于国营工厂。由潘宁创办的广东珠江冰箱厂这时已声名远播。他在“冰箱热”中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线，跳过单门冰箱，直接制造双门直冷式冰箱，在国内大受欢迎。潘宁的的“容声”冰箱成为珠三角最知名的家电品牌。7月，安徽青年史玉柱一脸茫然地站在深圳的大街上。此时，史玉柱的行囊中只有东拼西凑的元以及他耗费9个月研制的M-桌面排版印刷系统软件。史玉柱有着超出寻常的豪*天性，全部身家元的他给《计算机世界》打了电话，提出登一个元的广告“M-：历史性的突破”。13天后，他的银行账号累计收到了元的汇款，两个约会，他赚了10万元。这是他经商生涯中的第一桶金，他把这笔钱全部投进广告，4个月后，他成了一个年轻的百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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