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过的新年，其实是指农历年，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春节。唐玄宗颁布的红头文件《假宁令》写道：“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元正”指的就是新年，意思是说，春节放假七天，冬至放假七天，一年里有这么两个“*金周”。
事实上，到了唐朝后期，*金周有三个，而且小*金周并不比我们少。《唐会要》第82卷有一段专写节假调整，说唐德宗贞元年间，把寒食节的假期从三天调整到七天，加上春节七天、冬至七天，刚好三个*金周。至于小*金周，就更多了，中秋节，腊八节、夏至、唐太宗过生日……这些日子统统放假三天。另外还有二十一个只放一天假的传统节日，唐朝的法定假日之多，远超忙碌的现代人。
唐朝春节虽然也只放七天假，但是按“元正前后各三日”放的。也就是说，以大年初一为中心，初一之前放假三天，初一之后放假三天，加上初一，刚好七天假。
也不是所有的唐朝人都按照法定的春节假期休假。有的人可以提前休假，例如私塾先生和学生，一般腊月二十就能放假，正月二十才开課，放假整整一个月，跟如今的学校放寒假基本一样。有的人则永远没有固定的休假，像农民，必要的时候，大年初一也要到庄稼地里挥汗。孟浩然有一首诗叫《田家元日》，田家就是农民家庭，元日就是初一，这首诗里有两句：“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说的就是大年初一那天，还能见到农民劳动。
某些唐朝官员也不一定能享受到像样的春节假期，因为唐朝有两个规矩。第一，大年初一那天文武百官必须早早地上朝给皇帝拜年。这个规矩使得京官不能在初一当天跟家人团聚，而是要跟皇帝团聚，至少是先跟皇帝团聚，退了朝之后才能跟家人团聚。
第二个规矩就是，地方行*长官在春节期间严禁离开衙门回老家。这个规矩断绝了地方官回老家过年的可能性，他们要想跟家人团聚的话，地点只能定在官署所在地。
唐朝有个很著名的田园派诗人韦应物，他写过一首《元日寄诸弟》，五言十二句的古风，大意是说：我自从做了苏州父母官之后，每年春节都没回去过。我在这个衙门里感到很冷清，也很无聊，什么时候才能与家人见面呢？
唐朝皇帝也写诗，唐德宗李括写过一首《元日退朝观*仗归营》，大意是大年初一那天等百官拜过年，他又阅了兵，一整天没有消停。唐德宗属于那种勤勉类型的皇帝，他在安史之乱以后登基，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于是决心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的权力，不得不连连用兵，忙得不可开交。他在任的时候，春节期间照样上朝，大臣叫屈，他说：那就按单双号吧，单号上朝，双号休假。于是唐朝高层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腊月二十八放年假，腊月二十九上班，大年三十继续放假，大年初一接着上班……
宋代的春节叫元旦，专指正月初一。春节包括忙年、过年、闹春三个时段，元宵也是“年”的一部分。
《水浒传》直接描写春节的场面不多，更钟情于元宵节。宋江在清风镇被刘高拿住，梁山好汉攻打大名府，宋江、柴进等人在东京赏灯谋求招安，均发生在元宵夜。
在宋朝，春节放假七天（一般是大年初一前后各三天），元宵放假7天，加一块儿接近半个月。宋太祖的父亲腊月初七去世，由此形成惯例，放假三天。宋仁宗的母亲腊月初十生日，也放假三天。随后冬至来临，又放假七天。还有天庆节，还是放假七天。就这样，一个多月的春节长假诞生了。
如果你是地方公务员，还有一项特殊福利，每年腊月二十“封印”，停止公务，回家过年省亲，与一家老小尽享天伦，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赶回衙门“开印”办公就行。所以说，宋朝的公务员是最幸福的。
如果你是京城的高级官员，初一则不得休假，不能请假。先守岁，再打个小盹儿，凌晨就得穿戴整齐，顶风冒雪，披星戴月，往皇宫赶，开“正旦大朝会”：百官给皇帝拜年（朝贺），俗谓“排正仗”。朝会上，常有辽、高丽、西夏、于阗、回纥等地的外交官前来献礼。会后，皇帝赏赐每人一朵帽花，插在官帽上，你举办家宴时得戴着，喝屠苏酒、饮术汤，也得戴着。
除了陪皇帝开会和耍乐子，还得陪吃。年前冬至，皇家要设宴。初一办朝会，要吃正旦宴，规模宏大，允许臣僚带家属。普通的朝会之后，也安排吃喝，由皇宫“埋单”，叫“赐食”。赐食又称“廊餐”或“廊下餐”，宋代的廊下餐最出名。《宋会要》记载，廊下餐宴席安排在左、右勤*门北的东、西两廊下，文官坐东廊，武官坐西廊。
如果你是生活无忧的细民，则没这么辛苦。从正月初一开始，开封府“通知”允许关扑三天。关扑是一种以商品为诱饵的*博游戏。举凡食物、蔬菜、鸡鸭鱼肉、水果，鲜花、木炭、绸缎、珠宝、化妆品、衣服鞋子、梳子、帽子、玩具各类百货，甚至酒楼的饭卡酒牌，都可以参加关扑。愿*服输，你可能花费一万钱，还买不到一个柑橘。
正月期间，开封沿街搭起彩棚。享有自由时间的细民，在御街（皇宫正南的大街）一带，可以看灯会，欣赏歌舞百戏，遍地喧哗，声震十里。吞铁剑的、玩木偶的、演杂剧的、说书的、吐五色水儿的、炼丹的、弹琴吹箫的、耍猴的，甚至驯鱼的、驯蝴蝶的、驯蚂蚁的……那叫一个热闹，摩肩接踵，花团锦簇。
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在逐渐削减甚至取消“旬休”制后，全年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即春节、冬至和皇帝诞辰。加上元旦、元宵、中元（农历七月十五）等，每年休假只有五十多天。清朝前期的休假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
朝廷削减假期的措施遭到了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帝王将相考虑到自己在臣民面前的声望，也只好接受“民意”，做了修改。后来在三个假日的基础上增添了寒假，并将春节和寒假的假期均延长至一个月。因此，新增的寒假可以看做是对丧失常规性假日和节庆假日的一个补偿。
不过到了清朝，公务员的“*金月”又回来了。冬至、元旦、元宵三个节假又以封印休长假的方式贯通，前后也有约一个月的时间。因此，每至封印之日，官员们都会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
不过皇帝就没这么舒服了。据《清史稿·礼志》记载，正月初一早晨天刚亮，文武百官就齐聚太和殿，给皇帝拜年。这一天，也意味着皇帝的长假结束了。清朝的皇帝，在腊月二十六“封笔”“封玺”，不再办公，在正月初一的大典上重新“开笔”“开玺”。就是说，皇帝过年只休息五天。
按现代的长假习惯，春节长假从除夕到初六，长达七天。而据曾国藩日记记载，作为朝廷官员，他除了初一给皇帝拜年，其余日子也不上朝，并能从中看出他七天长假的生活点滴。
道光十九年，也就是曾国藩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初一，他哪儿也没去，而是待在家里，日记中就一句话：“家居。季洪弟受风寒。夜写散馆卷一开半。”之后几天，拜祖墓，偶有亲戚、朋友来，初四那天夜里，与朋友谈话到天明。
道光二十一年春节长假，曾国藩忙着拜年、交际。初一清晨，他和其他大臣一起，去给皇帝拜年。日记记载：“黎明，随班朝贺，在太和殿下行礼。”这与《清史稿》的记载非常吻合。“辰刻礼毕，回家设香案，祭祀天地祖宗，为父亲庆贺”，接下来，“去到各老师处拜年，申刻才回”。先国后家，先君后父、再师，礼数周全。初二，将东城、西城走遍，掌灯之后才回家；初三、初四，继续出外拜年。拜年的对象多是老师、湖广同乡。这一年，真是一个迎来送往、忙忙碌碌的小长假。
隔一年，道光二十三年的春节长假，曾大人很生气。正月初一日记：“静坐半时，心有忿念。”初二早起，曾國藩因为算去年花了多少银子，为浪费了一早晨的时光而惋惜。初三，愤怒加重，还骂了人。事后，曾国藩后悔了。初四的日记，不仅写了日期，还注释了标题，标题是：“为下人不得力，屡动气，忿又往。”都说大人不记小人过，他却因何与下人动气呢？过年远离愤怒，连百姓都通晓，可是曾大人乃一代圣贤，却没能做到。
道光二十五年的春节长假，曾国藩是在病中度过的。春节这天，日记记载：“黎明后起，因眼痛，故不得入内朝贺，亦不敢早起。”可笑的是，初六这天，因下人做了糊涂事，曾国藩又生气了。不过，这次连自己都觉得可笑了：“自笑七情之易动也。”
曾国藩
据记载，曾国藩多年来视力微弱，常患眩晕之症，看字如隔雾，到同治九年右目全盲，左目有微光。道光二十五年春节闹眼疾的时候，他才不过三十五岁。那年的春节，他过得一定不舒服。而曾国藩刚参加“工作”那年，也就是道光十九年的春节，过得就轻松多了，待在家里读书，陪患病的弟弟，与朋友聊天，多么悠闲、优雅，且有温情。之后，不是为世俗之礼忙碌奔波，就是动怒、被病痛折磨，在过年这么喜庆的日子里，都不算是好事吧。
虽然并不是每个春节过得都舒心，但从曾大人的日记中能看出，清朝的官员是享受了春节长假的。不过，古代历代王朝只规定了官员的休假制度，对于其他阶层的群体没有什么规定。因为在中国古代还不可能出现全国都遵守的休假制度，那时乡村中的农民、街市上的商人等阶层群体只能按照惯例放假。如街市上的商人一般在纪念某一行业或职业神祗的特殊假日放假。这些假日常常会举行盛大而热烈的庆祝活动。乡村的农民在春季和秋季都会有一定的假日，还有土地神的节日，就是人们常说的“社日”也会放假。
不过，他们依然没有固定的休假制度，因为他们不是国家体制之内的群体。
我们再来看看民国的公务员是怎么过春节的。民国初年规定，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除夕时，若是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这个人可能就要下岗了。
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宣布废除旧历改用国历（公历），并决定把公元年定为中华民国元年，把1月1日叫做“新年”。但是，因为民间习惯使用农历，仍然把农历正月初一当做传统“新年”，所以袁世凯上台以后，便把农历正月初一即传统“新年”改称“春节”。
*府虽大力提倡公历，可公历新年，只有*府机关相互拜年，民间则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民间却热闹异常，许多商人在春节时也关门谢客并贴上传统的春联。公历在民间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农历。各**机关和学校对国历是“表面上尚能遵用”，而商业结算、发付工资等一般社会生活均沿用农历。
为了讽刺新旧二历并存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公报》曾以拟人化的手法，将“阴历”和“阳历”两位“好友”拉在一起相互较量。由于之前的阳历新年过得还算不错，“*府宴会欢舞，街市旗彩鲜明”，于是“阳历”颇为自得地嘲笑起了“阴历”：“老阴啊，你看我姓阳的这二年时运总算不错，从前是官场里尊敬我，没想到今年商民人等，亦有恭维羡慕我的，总说是有个人缘。谁像你天演淘汰，为人不耻，再过个三年五载，恐怕消灭于无形”。“阴历”听了这番挑衅言语，“将肚子气了个老鼓”，但并未当场与对手辩驳。等到数日后的阴历新年，“街市的繁华，买卖的茂盛，人民的趋向，社会的习惯，较阳历新年热闹不止十倍”，“阴历”方才趾高气扬地对“阳历”开火：“老阳啊，你前次吹说，我忍气吞声，并没还言，你看到底是你的年下热闹，还是我的年下热闹？你的新年虽比我在先，注意的总出在少数，我的新年稍迟一点，作情的几满于通国。我看你穿件文明新衣，既藐视同类，要论起支派来，我还许是你的老前辈哩！”
虽然只是游戏文字，但“老阴”在和“老阳”的斗嘴中还是占据了上风。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情况也确实如“老阴”所言：“第一年之改新历，盖曰仓猝未及预备也。第二年之新历，则曰改习惯不易，将由渐而改也。今已新历第三年矣，而起察人民之习惯，非但不如去年，并前仓猝而改之第一年而不若”。
此后的若干年间，每当到了年头岁尾，“老阴”和“老阳”就会被人拉出来“较量”一番，似乎年迈的“老阴”次次都取得了胜利。最终连*府也不得不向习俗妥协，“尊重旧习惯”，阴历新年虽然仍不准庆贺，但给假、加薪、停止办公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到了年，北洋*府终于开始允许春节放假了。
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大统一。统一之后的南京国民*府显然没能吸取北洋*府的教训，再次颁布命令，要求自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公历，废除农历。为了贯彻这一命令，*府还规定机关、学校、商店不得在春节期间擅自放假，否则就要对相关负责人实行严厉的制裁和处罚。尽管*府企图用行*手段来制止民间过年，但是老百姓并不买账。于是，民间便出现了“禁令自禁令，过年自过年”的情景。
年1月2日国民*的《上海*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国历推行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鉴于此，年初，南京国民*府停止了强制废除农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从此，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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