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所有：《智生活》杂志年1/2月刊
骑在马背上，眼前的国度一切都变了模样。穿越开阔平原的旅途壮丽豪迈，萨曼莎·温伯格效仿格鲁吉亚骑手那样骑马和饮酒
旅途第一天。我们骑着马小步快行，用了两个小时踏上一片开阔的荒野。乌云阴沉沉地压过来，马群本能地在领头马后排成一列，我们也卷起衣领，裹紧外套。薄雾之外冲过来两条大狗，它们脖子上箍着带刺的颈圈，冲我们狂吠不止。列万让我们跟紧他，阿契科保护着后队，使两条巨犬动弹不得。
我觉得肩膀绷得有些紧，但我的坐骑卢贾还是小跑着往前走，干净的双耳高高竖起。人群突然活跃起来，因为我们被一大群牛、绵羊和粗毛山羊围住了。不出几分钟，我们就被这群一门心思往山下走的牛羊淹没了，仿佛湍急溪水里的顽石。薄雾逐渐消散，现出骑在小野马身上的三个人影。他们戴着拉得比眉毛还低的羊毛线帽，根本看不见脸，哄赶兽群边缘的牲畜倒是很有本事。
“他们要把牛羊从夏季草场赶到山里，”列万说。
“那两条狗为什么戴那种颈圈？”我问。
“狼群攻击的时候，第一口先咬脖子。”
“这附近有很多狼吗？”尼克问道。
“是啊，还有熊、豺狼和豹子，不过这个季节是不大可能见到了。”
不用说，他的话本意是宽慰我们。但我们停下来轮流在灌木丛后面方便的时候，却都下意识地四处张望张望，才敢放心地脱掉马裤。
我们5个英国女人加17个孩子计划骑行穿越格鲁吉亚的时候，可没想过能碰上野生动物这回事。大自然的风光吸引着我们，对我而言，马背上颠簸的日子也算摆脱了习惯的生活节奏。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对高加索地区的恢弘景观曾有过描写，蓄着大胡子、孔武有力的格鲁吉亚马上汉子也让我印象颇深。临行前，我们开始收拾行囊。大家都没有在帐篷里睡觉的经验，所以我们把厚睡垫、靴子以及各种各样能帮着睡好觉的东西都带上了——但没人跟我们提带刺的颈圈啊。
我们对未来的旅程知之甚少，但光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兴奋。我们于凌晨到达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早上醒来后走上酒店阳台，俯瞰着朝阳下熠熠放光的城市。我们在城里转了两天，博物馆里展览着格鲁吉亚式的珐琅首饰，饭店里的侍者都会唱歌。西昂尼大教堂里挂着圣乔治——这位英格兰的守护圣者也同时庇佑着格鲁吉亚——的圣像，他骑在一匹后蹄翻腾的白马上，于是我向他敬了一支蜡烛。穆柯伐利河对岸是一座新建的大教堂，诵唱的复调音乐隔着河都能听见。我们从路边摊买了点金色葡萄，沿窄巷往伯利恒小教堂走。这时候，对面来了一个相貌英俊、穿着猩红色长袍的修道士，对我们热情地打着招呼。我们深深喜欢上了格鲁吉亚。
一大早，天光明亮，列万·科巴希泽来酒店接我们到他的马场去。那里曾经是前苏联的家禽农场，距第比利斯以西约一小时车程。列万说自己从小就喜欢马，12岁那年他恳求母亲让他真正骑一次。他愈发痴迷于马，如今已经拥有21匹宝贝，每到假日就去第比利斯以南的山麓丘陵指导骑手。“单靠教人骑马，我大概就能养活19匹，”他说。他虽然对着我们说话，但眼角余光还是瞥向另一方。“我帮你们把马挑好了。”
我一眼就选中了卢贾，因为他和圣乔治的战马太像了。“卢贾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灰白色的马，”他说。
英格兰的小马养尊处优，吃得体态肥硕。格鲁吉亚的马身材精瘦，更经过百般磨练，它们的鞍鞯虽然很硬，但相当实用。
我们骑上马背。列万轻轻踢了一下他坐骑杰斯柯，慢慢向前奔去。我们跟在他身后，学着他的样子挨个跃过一片多刺的篱笆。大家勒住缰绳，他问我们感觉如何。“英国人骑马实在太小心了，”他说。“没几个人愿意慢跑着下坡。要是英国人都这样，那骑兵怎么办？当他们列队准备迎敌，难道所有骑兵举起手来，大喊‘先别冲！等我们走下山再说？’格鲁吉亚人都是骑着马跑下山的，记住了吗？”
薄雾散去，我们僵硬地翻下马。双腿伸不直，后背弯不下，只能踉踉跄跄地把马拴在密林边。我们掏出鞍囊里的盒饭，把外套铺好就坐了上去。我们每人吃了两个三明治，中间是火腿、奶酪和一点西班牙辣香肠，外面的格鲁吉亚面包又白又软——我们在第比利斯的时候就越来越喜欢吃格鲁吉亚面包了。列万自己种西红柿和*瓜，比哪个超市卖的都好吃。
“真好吃，”有人说道。“还是野餐好啊。”吃完饭，我们又要回到马鞍上继续颠簸了。
“大概还有三小时，”列万对我们说。“我们就能骑着马跑起来了。”大家听到这句话又激动又担忧，不知道胯下的马儿会把我们弄得多疼、我们又能坚持多久。不过既然我们五个人都喜欢马，就顾不得给大腿内侧的肌肉涂润滑油了。我们回到马上，而我也很快弄明白了卢贾最喜欢待的位置：贴在杰斯柯屁股后面。
“我不是每时每刻都骑他，”列万解释说。“不过我在训练他，他会是未来的领头马。”卢的坐骑科洛试图超过我们，卢贾咧着牙齿以示警告。未来的几天，我不停地向列万提问。
我们沿着左手旁的铁轨前行。“那条铁路从科尔基斯伸过来，也就是白痴伊阿宋想要偷我们格鲁吉亚金羊毛的地方，”他说。“大约年前，一些船只来到我们的海岸。格鲁吉亚人热情好客，邀请所有的水手上岸。国王埃厄忒斯的女儿美狄亚爱上了伊阿宋，帮他偷走了金羊毛。抛开神话不谈，当时的河里确实流淌着金粒，格鲁吉亚人就用羊皮把金子淘出来。伊阿宋和美狄亚应该把这门技术偷走了。”他摇着脑袋，对伊阿宋相当厌恶，因为他辜负了格鲁吉亚人的热情。
天色逐渐昏暗，我们又骑了30英里，来到伊万诺夫卡。我们顺着泥土路慢慢走进村子，路两旁挨着一间间别墅，都配有阳台和大花园，想必当年很繁华。走了好久也没看到人的迹象，到处都蒙着灰尘和泥巴。转过一个弯，我们瞥到了列万的蓝色厢式车。那是一辆苏联时期的Yaz，车体不大，前脸和善，但脾气和
他的主人一样倔。我们下了马，呻吟着走回旅馆。
列万说，女店主莉拉是从阿布哈兹来的难民。我感觉他对店主抱有认同感，这也难怪，格鲁吉亚人讨厌俄罗斯人——至少是那些掌权的——却很欢迎逃亡而来的俄罗斯人。我们曾造访苏据时期博物馆，大厅里挂着许多格鲁吉亚人的画像。他们皆被斯大林的手下屠戮，虽然博物馆渲染的是英雄主义价值观，但还是让人觉得不寒而栗。我听说博物馆出于对普京的寄望曾关闭该展览，但在民众的强烈抗议下不得不重新开放。格鲁吉亚人认为，既然现代俄罗斯人否认这一段历史，就要把它展示出来，让参观者亲眼体会这种恐怖。希腊人、穆斯林、犹太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格鲁吉亚的邻居几百年来一直在变，但他们永远对难民敞开怀抱。
阿布哈兹的莉拉穿着灯芯绒的裙子、紫色的短袜和坡跟凉鞋。她爽朗爱笑，但一句英语都不会讲；当然，我们充其量也就会说格鲁吉亚语的谢谢(madloba)。她领着我们上楼，屋子里的床很大，床罩也是崭新的。房间里堆着好几箱某品牌的玻璃器皿，它们是英国石油公司送给莉拉的，因为阿塞拜疆到地中海的石油管线就离她的旅馆不远。我们把睡袋铺在床上，拿出土耳其航空的蓝绿色小枕头——不知道我们从飞机上把它带下来算不算偷。屋子里有电，但没有暖气设备。莉拉在楼下的浴室用小锅炉给我们烧洗澡水。厕所就是菜园里搭建的棚屋，面积不大，但多少有些香味。
我们走下楼，从车里搬出桌椅。莉拉从炉子里端上来两大盘烤khachapuri——塞满奶酪的格鲁吉亚面包——经验丰富的大厨沙尔瓦正在忙活烤肉。列万从塑料瓶里倒出自酿的红葡萄酒，举杯说道：“致骑行的第一天！”他一饮而尽，又给自己倒上了一杯——原来这就是格鲁吉亚人习惯的敬酒方式啊。
二战结束的两年后，约翰·斯坦贝克与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同游苏联。他意图“把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都写下来”，而不是给出自己的结论。最后，他把所有内容整理成《斯坦贝克俄罗斯纪行》出版。苏联之行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来到格鲁吉亚，加入了当地的日常聚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这样写道：“这些格鲁吉亚人真是太可怕了，我们完全不是对手。他们吃得比我们多、喝得比我们猛、唱歌跳舞都比我们好。他们热情如意大利人，又像勃艮第人那样有使不完的劲。他们做什么事都特别有天赋，和我见过的俄罗斯人完全不一样……无论沙俄*队、独裁暴君还是当地贵族，几百年来的入侵者永远无法击垮他们的个性、夺走他们的美酒。”
喝了一肚子格鲁吉亚烈酒，我们倒在床上好好睡了一觉，算是恢复了些体力，可以继续出发了。卢贾继续跟在杰斯柯后面，我们骑过远古的山毛榉林，跨过丘陵，再往北就是小高加索山脉。我突然意识到，我们骑了一天半，却从没看见过住户。大草原一望无际，鲜红色的蔷薇果星罗棋布，仿佛圣诞节的星星灯。周围的空气更像是春天的味道，没有秋天落叶腐烂的那种酸甜混合的气味，这确实挺神奇的。
列万铁了心要让我们按格鲁吉亚骑兵那样骑马。一开始他信誓旦旦地说慢慢来，但他转了个弯，右眼盯着我们大喊“跑起来！”我们刚刚开始大跨步走，他就下令让我们跑。但我们很快发现，这些马儿很聪明，跑下山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吓人。
“我们当年可是骑兵之国，”他对我说。“但二战的时候，战马不得不帮着把沉重的火炮运到山上去。食不果腹的士兵别无选择，只能吃掉自己的马。后来，马匹被视为奢侈品，但苏联时代严禁奢侈品的出现，我们就和马断了关系，直到今天才慢慢恢复。”
乌云又开始遮盖太阳，我们停下来吃午饭。相同的鞍囊、相同的午餐；事实上，我们每天的午饭都是一模一样。
下雨了。我们穿上防水的裤子，然而能见度不是太好，雨水还是渗进来一点。我们骑过一间修道院，在山脊上找到了沙尔瓦。他为我们支起一排可以睡觉的小帐篷，大帐篷被用作食堂，不过瞬间就被我们的湿衣服挂满了。尽管靴子里还有些残水，衣服总算干了些，于是我们往山下的那间建于13世纪的皮塔莱蒂修道院走去。外墙的装饰雕刻很漂亮，走进修道院，仿佛穿越回了古代。屋内没有靠背长椅——格鲁吉亚人站着做礼拜——一支支小蜡烛在漆黑的圣像前闪着光芒，空气中飘来香火的味道。拐角处是诵经台，一个身着黑色长袍的修道士正在那里诵经。他长着毛茸茸的胡子，低沉的声音仿佛来自中世纪。他瞥了眼我们，然后继续诵经，我们则站在边上听了一会儿。
那一晚的用餐帐篷温馨无比，列万高举酒杯说道：“祝今晚大家交好运！”我们也端起酒杯回应：“希望衣服别太湿、风景别太单调、再多来几座修道院、祝今晚好梦！”
尼克说夜里听到了豺狼的嚎叫声，但我们早上迷迷糊糊地走出帐篷，在晨曦的薄雾中依然能看到马儿们的身影。雨终于停了，我们趁着还没拔营，赶紧在火堆旁烘烘我们的靴子。“有条河得先过去……”列万安排让厢式车先走，我们在后面等着。但我们对此毫不在意，因为路旁那座七世纪的堡垒实在太壮观了，岩石上长着暗绿色的青苔，野生薄荷在边缘处生长。
我们来到赫拉米河，发现那辆蓝色厢式车陷在河中央的一块小浅滩上。赫拉米河流速很急，它能跑那么远倒是让我挺惊讶的。我们淌过河，在对岸找到了沙尔瓦。我不得不再夸一次卢贾，他四蹄有力、坚强勇敢，淌水的时候完全不会往下游滑，人类可做不到这一点。列万和沙尔瓦聊天的声音很大，等到我们骑远了，还能听见沙尔瓦在电话里大喊大叫的声音。
“我得买一辆新厢式车了，”列万说。“我今年过了五次河，三次都陷在里面。我每次都得给那个农民一点钱，让他用拖拉机把我的车拽出来。”
我们骑过丛林，脚下的路基本是看不见的。列万辨认着樵夫和猎人走过的痕迹，偶尔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在湿淋淋的树下、在蘑菇丛中安静地站着，一动不动。我们重新找到方向，淌泥巴而过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一辆老奔驰车朝我们开来。我朝车窗里看了眼，司机并没冲我们微笑。紧接着，我们听到重重的闷响，没人骑的备用马博伊卡被那辆车撞了。列万和车上的人对吼了十来分钟。我担心他们是拿着枪的猎人，后来双方达成了一致，列万骑着马从后面赶了上来。“山里的原住民，”他说。“没见过世面。”
但卢贾好像出了点问题，他挣扎了好几次，完全不像我那匹勇敢的马儿。午饭的时候，列万检查了他的鞍，发现鞍褥里有一块异物，把他的毛皮都磨破了。下午的时候我改骑博伊卡，他是一匹三岁大的成年种马，在英格兰的时候我可没机会骑种马，还没长大的也不行。太阳烁烁放光，我们来到一片开阔地，顺着下坡狂奔了四英里，每每飞跃过壕沟，我们就大叫起来。现在没人骑卢贾了，但他还是跟在杰斯柯后面，谁胆敢往前冲就过去咬他。
我们说着笑着进了德马尼斯城，这里曾经是丝绸之路的连接点之一，因此逐渐成长为12世纪全格鲁吉亚最大的城市之一。时光荏苒，它的重要性逐渐衰落，直到一队考古学家于年在此挖掘出一具早期原始人类的骨骼。根据碳-14测年法的推定，这具骨骼大约有万岁，由此刷新了欧洲的古人类历史记录——因为人们曾认为这个时候，非洲的人类还未徙入欧洲。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简陋的旅馆大堂里，品尝了一种大蒜味极其浓郁的鸡。这道格鲁吉亚特色菜名曰“老婆放心”，不用说，吃了这种鸡，哪个男人也别想吸引到女人。对了，为长毛原始人类干杯！
马背上的日子很漫长，但从来不会无趣。有一次，我们扬蹄而行的方向正是当年帖木儿于年从撒马尔罕出发、试图第八次征服格鲁吉亚的线路。“谁都想征服格鲁吉亚，”列万说。“但我们从来都不是那么好战胜的。你想啊，我们还好好的，撒马尔罕已经可以扫进博物馆了。”早上的晚些时候，我们骑过一片脚下是蓝色的丛林，那显然是氧化铜的颜色。道路两旁长满了蕨类和厚厚的苔藓，白色和浅柠檬色的蝴蝶轻快地在树间飞来飞去。
我们正吃着午饭，突然天边响起一声炸雷。列万大声喊着快关手机，但我手机还在放着音乐，死活都关不上。后来，我也不去管它了，因为已经湿透了。
来到格鲁吉亚的有一个雨夜。我们把宿营地扎在陡谷的褶皱处，大家又都钻进用餐帐篷。虽然豺狼的嚎叫声挺吓人的，但tartariakhli汤——用牛肉、大蒜、芫荽、藏红花、莳萝、丁香及格鲁吉亚烤吐司制成——还是让我们的脚趾头慢慢暖了起来。
我们刚一爬上山顶的圣特弗多雷（17世纪教士）女修道院，天空就下起了雨。列万跟我们讲述了她的事迹：波斯人听说格鲁吉亚王室在夏季行宫避暑，身旁没有护卫，遂派兵前来擒王。波斯骑兵对地形不熟，在山谷里转向的时候遇到了特弗多雷，于是让他带路。特弗多雷故意领错方向，波斯人反应过来后责难于他。“你们没有脑子吗？我凭什么带你们走正确的路？”他说。波斯人当场格杀了特弗多雷。
修女们正在重新翻修这间修道院，但进展极其缓慢。我们正站在拱形屋顶的下面，雨水就打了下来。我们跑进湿漉漉的山谷，找到修女的小屋，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只留着一只看家的猫。独轮车里装着满满的圆木，上面搭着一双过时的普拉达凉鞋，旁边还有好几双泰迪熊拖鞋。
那一天我们接连造访了三座华美的教堂。早上的晚些时候，我们溜进建于陡壁河谷一侧的Tsugrugasheni教堂；接着折返南下，来到格鲁吉亚历史最悠久的伯尔尼西-西昂尼教堂，它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五世纪。骑过城镇，大家在山谷的平坦底部一字排开，仿佛来到了时代的十字路口。往北是第比利斯，那里有新式酒吧和最现代的建筑地标；往南是伯尔尼西，房子的阳台是木头建造的，干玉米棒和辣椒串既装饰着屋子，又能为即将到来的严寒做好准备。往西，山里的居民他们正在把牲口赶进冬季牧场；往东，蓄着胡子的教士在长袍下面穿着牛仔裤，咏歌的间隙还冲到外面接电话。
我们攀上薄雾笼罩的村庄，向我们最后的露营地奔去。高原的土壤虽然深厚，但马儿还是能一跑就是几英里。我对老实可靠的卢贾抱有深深的敬意，不止一次地幻想着骑着他回英国，用大桶喂他麸糠饲料，把他的后腿喂得又粗壮又有光泽。但我知道，这样勇敢的马是永远不能被束缚起来的。
我们最后的宿营地就在赫拉米河的河岸旁。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给马擦身体了，往日大家说说笑笑，这时候却都默不作声。我把我的袋子拽进帐篷——里面还是有点湿辘辘的——换上相对比较干净的衣服。我不希望这次旅行画上句号，我也不想回归那种不用担心挨冻和受潮的生活。我走进用餐帐篷，里面的空气沉闷压抑。没有平时最习惯的啤酒，阿契科把查查酒——味道特别重的格鲁吉亚家酿烈酒，我们的摄影师从第比利斯就一直把它带在身上——一饮而尽。沙尔瓦正在做土香肠。列万倒出几杯白兰地，“把酒热热”，接着又打开一瓶葡萄酒。我们高举酒杯：
“致沙尔瓦的香肠！”
“致同一个圣徒庇佑的两国！”
“致不醉不归！”
“致冲下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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